枫树林

                            人们常说
                              秋风、秋雨
                                会愁煞人

                              其实
                              连绵的春雨
                                伴随阵阵寒意
                                  也能让你
                                    感受人生的
                                      沉重、凄离

                              在阴霾的季节里
                              我常常想起 
                                蔚蓝的天空
                                  有几朵轻盈的白云
                                    无拘无束地
                                       飘来飘去

    前些日子去书店淘书，看到一本书名为《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的新书，很吸引眼球，于是翻开看了起来。书的内容是著名人士梁漱溟几十年的部分访谈录专辑。粗粗一翻，见其大多陈述与一些历史人物交往的经历，与书名似乎不大相配，但我还是把它买下了，因为我很被这书名所感动。

    回家化了几个晚上时间在灯下把书看完后，书的内容并没有在心里激起多大的波澜，因为很多轶事早在其他报刊杂志中读到过。但“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这几个字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因为我细想自己的人生（或许与我经历相似的人都会有同感），不就是在无数次“这个世界会变好”的希望和期盼中度过的吗？

    吾生也晚。那场大革命运动前的事无甚体会，不敢奢谈。

    我有清晰记忆的是正读小学时，大革命运动骤然爆发，我因人小没有资格参加革命，只能停学在家观看热闹。回忆当年，不读书的日子很是惬意，几乎天天和小伙伴们上街看大哥哥大姐姐们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游行呼口号。可父母却十分担忧：小小年纪就不读书将来怎么办？后来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听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云：大革命时间定为三年。第一年揪党内走资派，第二年揪军内走资派，第三年扫尾。父母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我说：三年后一切都会好的。

    ……

    71年9月13日，在重重夜幕的掩护下，林彪乘三叉戟仓皇外逃，结果摔死在荒凉的外蒙古。此大事发生后不久，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运动。那时我在读中学。我所在的学校校长、教师也开始小心翼翼地开始讲古典文学作品，鼓励学生学英语了，虽然他们一再强调学古典文学作品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封资修，学外语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帝修反，但当时大家的感觉却是“这个世界要开始变好”了。

    ……

    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很快理论界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紧接着批判“两个凡是”，再后来中央领导人又及时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青少年为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甘心情愿在寒风中的书店门前排一夜队的动人情景——至今我家还有两套留在父亲的书柜里。那时，全国大多数人民都坚信：这个世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不但会变好，而且将变得前所未有的美好。我和同龄人的心中都是这样立志和期盼的：我们一定要发愤学习，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簇拥我们的一定是鲜花和美酒。

    ……

    91年极“左”的思潮再次严重泛滥，读书人似乎又变得心灰意冷。忽然有一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发表，全国形势顿时如阴晦的冬日突然响起阵阵春雷。记得那时的校园内，年龄大些的学生们（主要是博士、硕士研究生）心中又是一阵兴奋，大家奔走相告：谁也挡不住“这个世界要变好”的历史潮流。

    ……

    写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象老年人了，喜欢罗罗嗦嗦地回忆旧事。这样的破文章现在的年轻人谁愿意读。

    既然及时省悟，那就赶快打住吧！

    不过，文章虽然打住了，我心中的希望却依旧：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变好。

    我固执地期盼着。

    某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反学术腐败时评，文章列举了当前学术腐败的几种比较常见的现象：夸大研究成果、虚假署名、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系统造假。为获得评委选票而实施高层攻关，为了换取赞助而出卖文凭或者版面，利用师长身份垄断课题盘剥下属或者研究生等等。作者还特别针对目前学术界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由：是权力滥用在学术领域的表现，是在盘根错节的利益“瓜分”中形成的心照不宣的默契，是学术商业化的必然结果。

    对于以上论述，我非常认同。相信学术界有正义感的人士也会有切身体会。

    然而，此文中还有如下一段论述，就说得很不符合实际了。作者这样写道：以我国高校为例，从校长、院长到系主任，几乎都是学术与行政“双肩挑”。有人提出，高校领导人应该在当“运动员”（做学问）与当“裁判员”（做官）之间作出抉择，以免公权私用。此议虽然用心良苦，实际上却缺乏操作性。没有学问的领导难以服众，又红又专才能有权有威。

    粗看此论，无瑕可击。谁也不会反对说：学术部门的领导人不应该由又红又专的优秀人士出来担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学术部门的在位的领导人真的全是由那些品德高尚、学术水平出众的又红又专人士吗？我看值得怀疑。当前中国的学术界，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炮制论文，滥发文凭、广授学位、靠关系升职称、走后门拿课题评奖已到了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地步。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高低已变得难以用公正的尺度进行衡量。我们随处可见那些在学术界把握一定话语权的强势人物，学术水平之低已经到了本专业领域外的人们难以置信的地步。由于这些人头上戴着各种名目的光环，又有行政和媒体的造势，一般非业内人士和老百姓是无从知晓其是否货真价实的。最了解他们学术功底的应该是他们的研究生和本单位本专业的同事，但这些人因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这些强势人物的手中，很少有敢于出来道明真相者，他们所能做的往往只能是三缄其口或违心地附和吹捧。

    当然，对于目前学术界广大学术水平低下的学术权威，也要注意区分他们的不同本质。据我观察，这群人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原来确实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从事专业工作时或多或少曾也取得过一些学术成果，但对官位的兴趣要比对学术的兴趣更大些。自从厕身担任学术部门的领导职务后，则长期全身心地投入行政事务，整日忙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很少接触或基本不接触本专业，日久天长对于日新月异的科学进展逐渐变得如雾里看花、醉眼朦胧。这些人自己也心知肚明，但又学术情结浓厚，不肯轻易放弃对学术领域的指挥大权。

    另一种则根本不是做学问的料。他们爬上学术界高位走的全然是一条迂回曲折之路。他们踏入学术领域后不久，先设法兼一个位置并不很高但与学术多少搭点边的行政职务，然后充分利用这一行政职务打通一些重要关系，迅速买来或换来各种在勇攀学术界高峰所需要的敲门砖，如硕士、博士学位、较高档次杂志发表的论文、一定数额的科研经费及学术团体中的重要职务等等。然后抓住稍纵即逝的人事机遇，一举成功登堂入室。这些人一旦掌握专业领域的生杀大权，大多都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首先出招的就是把身边比自己学问要高出一大截的人统统压垮挤烂，决不心慈手软。然后，每年猛招硕士研究生30名、博士研究生20名、博士后10名，并下一道死命令：以上人员每人每年必须发表论文10篇，所有文章的通讯作者都必须是我。如此，不愁在学术界的位置不稳。

    介绍和分析了上述两种学术权威的学术水平，即“专”的问题后，我想，他们的道德品质从中已可见一斑，用不着我再多费笔墨解析“红”的问题了。

    不过，我因从小是在反复学习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良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马列主义的哲学命题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形式与内容的研究颇有心得。我对当前大批量生产的学术权威们也作过长达八年的形式与内容究竟是否高度统一的大样本研究。我在研究中发现第一种学术权威大多少有不良嗜好，语言和长相都比较斯文，平时虽然也主要以说套话为生，但偶在思想交流的对象和氛围称得上优良的情况下，常能吐露一些内心深处的苦衷。道德底线相对要高些。第二种学术权威则大多语言粗俗，空余时间爱聚友打牌唱歌洗澡，虽经常身着西装、鼻梁悬一副金丝框的平光眼镜，说话时尽力不露牙齿，仍无法掩饰典型的原产地刚出土时的特征。平时在任何情况下都以说谎作为与人交往的第一方式，道德底线与媒体披露的那些黑煤矿主相近。看到他们，常让人想起那场大革命运动中戴红袖套的造反派头头。

    学术部门出现了大批这样的学术权威——尤其是第二种权威掌握领导权，学术界随之不久蔓延大面积的学术腐败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属正常现象。反之，如这批人掌权后学风依旧清新如故，腐败无处滋生，那就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了，那才真正称得上是咄咄怪事！

    最近从一份小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二十几年前几乎家喻户晓的神童宁铂，不久前出家昄依佛门了。读到此消息，不由得扼腕叹息不已。宁铂的名字恐怕现在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年人多数都很熟悉。因为宁铂出名于那场著名运动结束后不久，国家领导人急于将教育制度快速引入正规化的年代。现在想来，那确实也是一个需要人才、寻求人才、 崇敬人才的时代，也称得上是我人生经历中最美好的时代。

    宁铂出名的那一年，他才13岁，但已显示出超越大多数同龄少年的才智。他不但具备当时同龄人不具备的文学历史常识，甚至还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理论说得头头是道。被周围人视为神童，在那个全国上下到处寻找千里马的时代，向国家推荐人才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有知情者很快向有关部门作了举荐。于是，中国科技大学闻讯就迅速组织若干名教师赴宁铂家面试。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得当年报上登载的面试后的其中一句评语：小宁铂的语言具有大学教师的水平。

     在全国上下的一片赞扬羡慕声中，宁铂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后来又选读物理学专业。

    顺便说一下，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大家对学文科心有余悸，因为建国后的文科局面是全国只需老人家一人在那里谈古论今就足够了。而学自然科学，无不以学物理为荣。因为那时报上宣传，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国家的强盛全赖于物理科学的进步。还有一件事也是对青少年乃至全国人民影响和触动较大的是，美籍华人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全是物理学家，大家对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的名字耳熟能详，顶礼膜拜。虽然当时的青少年也崇拜陈景润、华罗庚，但总觉得数学学得再好，也不可能得诺贝尔奖（数学不设诺贝尔奖），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此外，在多数人心目中，学数学是对急需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中国贡献不大。

    宁铂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物理学专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热情逐渐从攀登科学高峰转向下宦海浮沉和搏击市场经济大潮。宁铂也逐渐被人淡忘。偶有一点豆腐干大小的消息，说宁铂在科大物理学得并不特别出众，大学本科毕业后，既不考研究生，也没出国深造。只是留校当了一名普通物理教师。大家知道了也不以为意——其实，宁铂如今出家做和尚，又有几个人在意？

    也许，你会说，古今中外，早慧的儿童甚多，日后能成大才的又有几人？难道这些人都要全社会为他们惋惜难过吗？宁铂只不过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

    是的，我不否认宁铂只不过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但我的惋惜难过并不是宁铂最终没有成为拿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大师，而是在于宁铂自出名后就一直陷入了精神苦难的深渊，再也无法自拔。

    首先，从当年媒体的报道看，宁铂获得神童的美誉是因为他具有远超于同龄儿童的语言能力和文史知识。后来进了科大，他却主攻起物理专业来了，我不知道这是宁铂自己想赶时髦，还是出于组织的安排。至少这一决定是致命的错误。因为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文理都精，面面俱到。郭沫若、钱锺书在文科领域都是百年难遇的奇才，可两人当年上大学前数学都学得一塌糊涂。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老先生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二十世纪无人可望其项背，可据说学英语却不怎么的，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了这么多年终身教授，临终前却不能用英语口述遗嘱，给世人留下永久的遗憾。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东西，一个人会废寝忘食而乐此不疲。相反，让一个人去学习他并无兴趣的东西，他会感到乏味、厌倦，难以长久坚持下去。宁铂学物理是否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他很一定是遇到了，而且无法解脱。于是，他从讨厌物理开始，逐步扩大讨厌范围，最后变成讨厌整个世界。

    其次，他的苦难在于社会对他的期望值太高，长时间超负荷地承受众人对自己和自己对自己造成的压力。据我观察，一个小孩如果天资聪颖，又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大部分都会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憧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远大理想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人都会遇到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情况（正常现象！否则这个世界伟人多得挤不下，也不太平。）一般人总也能自我调节排解，不大会产生厌世的巨大自我压力。人只有在受到社会公众同步所给予的同一种压力时，才会因力的巨大积聚而彻底垮掉。举个例子，六十年代那场运动中有好多所谓的走资派，白天出门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晚上回家照样喝酒下棋，根本没按老人家的指示去触及灵魂深处。原因是家中老婆孩子仍将他当作英雄尊敬伺候，认为我家首长暂时落难受点委屈没有啥，将来自有东山再起日。相反，那些老婆孩子坚决要与其划清界限的走资派，常常因失去最后的避风港而精神崩溃，性急者寻短见有之，性宽者生癌症甚多。宁铂以戴着全国第一神童的桂冠开始学习物理，领导、老师、家长、同学、乡亲以及全国上下无数个关心他的人，都翘首以待着他快出大成就，早日拿到诺贝尔物理奖。然而，要知科学上取得伟大成就并不是靠急、靠树、靠抬、考吹能如愿以偿的。就像当年搞大跃进运动，无论怎样敲锣打鼓、发誓赌咒、挑灯夜战，亩产达到几万斤的农田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真正出现过，连昙花一现也没有过。也许你会不以为然：九十年代后，国内学术大师满地乱跑，我们培养一个世界级的大师已经变得易如反掌。我们村的那个小狗皮，当年读书成绩中下，最后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混上一所芝麻大学，可十几年过去，如今早已取得世界级的成果，在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当著名科学家了，金钱权力，香车美女，应有尽有，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你若不信，我可带你去看。我说，不必看啦。你说的贵村的那位著名科学家充其量相当于当年大跃进时代的一个农村生产大队长。他所取得的世界级成果估计也是与那些亩产达到10万斤的牛皮相类似。每逢说谎大流行的季节里，这样的人象病菌一样，总会大量繁殖。不值得专程前去观赏。

    有点扯远了。还是把话题回到宁铂身上吧。

    宁铂的痛苦就是无力化解全社会给他的太高期望值的精神压力。他学物理已经使自己处在一种巨大的痛苦之中，然而，人们还要给痛苦中的他增添新的更大痛苦。此时，我以为他面临的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面对大众、面对媒体，大声喊道：我不是物理天才！另一条路是学做那个小狗皮，吹吹牛，卖卖傻，搞几项课题，发几篇SCI文章，在科大弄个著名教授干干也完全可以。然而，宁铂毕竟是宁铂，气质和智商岂能与小狗皮同日而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一条路，他坚决不走。至于前一条路，他其实试走过了（以往断断续续的报道就是他在告诉大众：别期望我成为第二个爱因斯坦！），却仍无法在心灵上得到真正的解脱。

    在万般无奈之下，于是他选择了出家。

    我以为，宁铂的出家之举完全可看作是一个人间的巨大悲剧。其社会意义决不亚于曹雪芹笔下的宝玉出家。